《红楼说梦》，舒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26.00元。

　　随笔　
　　□李静(文学评论家)
　　
　　一
　　舒芜先生的《红楼说梦》属于那些以平常心和赤子心喜爱《红楼梦》的人。这本今年得以再版的书初版于1982年，之所以今日读来仍让人兴味盎然，大概正因此点。这与舒芜先生的“读者观”有关。他认为无论写小说还是研究小说，都必须诉诸“普通读者”的自然体验：“试想，当日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呕心沥血写出这部《红楼梦》，是为谁写？写给谁看的呢？难道他预知或者期望将来有一门‘红学’，特地写出来以供专家钻研的么？”“最广大的普通读者对作品的正常理解和健康感受，永远应该是任何专门的小说研究的出发点，又是归宿点……一切专门的小说研究，凡是或多或少能够昭阐文心、裨益读者的，必然都是没有离开这个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反之，凡是歪曲原意、贻误读者的，究其原因，不是没有从普通读者的正常理解和健康感受出发，就是没有归宿到那里去……对一切小说研究来说是这样，对‘红学’来说也是这样，不管它多复杂多深奥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所以他说这本书“只想记录一点《红楼梦》普通读者的谈论，又怕记不好”。
　　与他息息相通，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有一本书就叫《普通读者》，说的是她自己对一些文学作品的批评与感受。我们总把这个标题理解为作家的自谦，现在想来，其实它未尝不在表明作家的一种“读者观”与“写作观”。写作者究竟应把“普通读者”视做与自己在心智和经验上平等交流的对象，还是把他们看做根本不可能理解和感应自己的庸众与“刍狗”？随着现代主义的滥觞，许多严肃作家选择后种立场。究其因，盖与精英文化传统的单向发展直至自我封闭有关，于是“精英文学”日益成为“独白式的”，文学的对话精神随着对“庸众”的唾弃而日渐丧失。好在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小说”还未变味成一个炫耀智力优越感的场所——他既不必担心自己的高致才情被愚蠢的大众所误解和玷污，而把自己的作品弄得只有他一人能懂，也不想迎合所谓村野百姓的“低级趣味”或担心书不好卖，而把小说写得滥俗弱智。在这一点上，舒芜先生和曹雪芹的立场接近——归根到底，他们都是把读者(不论多寡)和自己同等看待，与自己同情共契，趣味相投，既不过高，也不过低，为某种共通的体验而喜怒歌哭。相反，那种关闭沟通之门的“独白体”写作，在本质上与“迎合读者低级趣味”的弱智滥俗写作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对“普通读者”的经验、智力和感受力的蔑视与怀疑，就是“不爱”。一个心中无爱的写作者的作品恐怕是可疑的。
　　因了这个“普通读者”的出发点，作为普通读者的你对《红楼梦》的诸多疑问，就可以期待从这本《红楼说梦》里找到他特有的答案。比如，《红楼梦》里的主要人物都是怎样出场的？为什么他们中有的人刚刚出场，我们就好像已经很熟悉了，这种感觉是怎么来的？贾宝玉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他的“玉”到底有何玄机？为什么黛玉和宝玉老是吵架，吵了多少次架？黛玉什么时候开始不和宝玉吵架了？为什么和宝玉“同领警幻仙姑所训之事”的女子是“可卿”和袭人，而不是他所爱的黛玉和所敬的晴雯？为什么宝玉不爱读书？他真的什么书都不读吗？在礼教森严的封建社会，男孩子贾宝玉和众女孩居然能在一个大观园里无拘无束地生活了一两个年头，如此超现实的事情，怎么会发生？而且让人感觉发生得如此自然？《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艺术成就到底怎么样？难道真是完全由高鹗续作吗？怎么看最终的宝玉出家、兰桂齐芳的所谓“大团圆”结局？它真的那么违背曹雪芹的原意吗？……
　　
　　二
　　这都是些有趣味的问题，《红楼说梦》里的回答都十分精妙。它说，林黛玉的出场最早，不是一下子站到舞台的中心，而是从远远一个角落，一步一步移近，最后亮相在贾宝玉痴迷的打量中，她的出场，“由于‘木石前盟’的神话，由于冷子兴和贾雨村的谈论，先已形成了一种诗意、哲理和神话式的气氛”；宝玉是在一片惊奇、误解、嫌憎、议论所造成的“悬念”中出场的；薛宝钗是在没有任何“悬念”的情况下，极平凡极现实地出场的，作为花花太岁薛蟠的妹妹、溺爱不明的薛姨妈的女儿、皇商家庭的小姐，她的出场“没有美，没有诗，只有封建主义的最粗恶最鄙陋的一面”；凤姐的出场则是“先声夺人”式的；湘云的出场太迟，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小说在后来的回目中“经常用追忆补叙的方法，来丰富她的形象”；赦、政、珍、琏出场皆迟，但读者之所以似早已熟知其人，是因为他们此前“都曾在抽象笼统的叙述中，在陪衬的地位上，在别人的对话里出现过，少的两次以上，多的十多次……作者于此，是苦心经营过的”，并且精确列举了他们分别是在哪一回因何事被人提起，或他让下人带了句什么话，等等，破了解弢的“文章化工，不易效法者也”的神秘化解释……这些拆解的段落，真真是绝对的庖丁解牛，若不把《红楼梦》倒背如流，从整体到局部到毫发完全了然于胸，断不能剖析得如此细致入微，出神入化。读者看了这些，不但加深对《红楼梦》的了解，对于小说本身如何写，也会有不少领悟。
　　给我印象特深的还有几处。在《晴雯为什么“枉担了虚名”？》一节，作者问：贾宝玉有着与封建道德截然不同的恋爱观、婚姻观、女性观，他尊敬女性，为什么却会在第五回和第六回里先同“可卿”后同袭人“同领警幻仙姑所训之事”？而且此事“不能理解为一般的男女之间的性的关系，它是有着明显的社会意义，专指那种相互玩弄(主要是玩弄女性)的淫乱关系。”他的分析是：宝玉是个封建末世的“新人”，同时也是个贵族公子，男女关系上也有庸俗的一面，他“虽是笼统地认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但实际上女儿当然决不是一律的，其中也尽有‘泥做的骨肉‘的。当他遇着‘泥做的骨肉’的女性时，‘肉’的诱惑也就在他身上起作用。”作者分析道：秦可卿和花袭人都是“泥做的骨肉”者——袭人直接劝宝玉读书上进，秦可卿则通过一系列的细节暗示她也是讲究“世事人情”的“学问文章”的人，和袭人是同调。她的卧房里的对联“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袭人是酒香”，已暗暗将此二人连接起来。她们是封建基业和封建道德的维护者，而“封建道德的理想，当然是禁欲主义……在禁欲之先、之后或者更多的是同时，总要有纵欲来伴随……转移的关键，在于情欲极端放纵之后的必然衰退，又在于极端玩弄女性之后必然归于彻底憎恶女性。这就是所谓‘由色悟空’，所谓‘红粉骷髅’。封建贵族子弟年轻时沉湎酒色，成年后收拾心神，立德立功，齐家治国，这就叫做‘浪子回头金不换’。宁荣二公委托警幻仙姑对宝玉进行的教育，就是‘由色悟空’的教育，先做彻底的浪子然后彻底回头的教育。”由“可卿”和袭人对宝玉进行这样的教育，当然最恰当不过。“而对于真正是‘水做的骨肉’的女儿，他始终是爱惜尊重，所以才能够同晴雯‘亲昵狎亵’而又终于保持了‘各不相扰’的关系。”然而正是这种魂梦系之的真情和个性觉醒的意志——而非物质结合的肉欲满足——才是对“封建主义秩序”的真正背叛与瓦解，才为贾母王夫人所不容，这就是宝黛爱情之所以成为悲剧的原因。这样的剖析，需要发现者的火眼金睛与学问家的合理联想。
　　
　　三
　　此书对于《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评价，与胡适以来的红学观点大相径庭。作者“甚至相信程伟元、高鹗确实是得到八十回以后的曹雪芹原作的残稿，他们又作了不少连缀补充，由于他们的思想和才力与曹雪芹的差殊，所以今本后四十回才会这么不统一，好的地方太好，坏的地方又太坏，不可能是出自同一人之手笔。”在《冲破瞒和骗的罗网》里，作者又以种种例子，申说他的这个观点。因了这个缘故，我耐下心来把后四十回读完，愈往后愈觉得“雪芹残稿”论大为有理。我没有作者的功力去逐一考证，只凭阅读直觉，深感从第105回“锦衣军查抄宁国府，骢马使弹劾平安州”开始，已接上前八十回气脉。有几处只有曹雪芹才会有此奇笔：比如第115回“惑偏私惜春矢素志，证同类宝玉失相知”里，贾宝玉和甄宝玉各以己心为对方之心，相互揣摩、试探、错位直至鄙弃而散一节，写得真令人忍俊不禁，奇趣横生；第119回“中乡魁宝玉却尘缘，沐皇恩贾家延世泽”里宝玉告别一节，肃杀悲凉，百感交集；第120回“甄士隐详说太虚情，贾雨村归结红楼梦”中宝玉身披大红猩猩毡斗篷在茫茫雪地里向父亲遥拜告别一节，袭人出嫁一节，以及最后余下人等的去处各做交待，以雪芹和空空道人的对白收场，以“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作结，若非雪芹之笔，断不能写得如此从容不迫，力透纸背。历来学者以结局的大团圆“殊不类茫茫白地，真成干净者矣”，作为后四十回不是曹雪芹所写的依据，但若以了却尘缘的贾宝玉眼光来看，“兰桂齐芳”于他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他既已蓬头赤脚跟了一僧一道走向茫茫雪地，回归大荒，贾家的“天恩祖德”就和他没有关系了，那个世界，也是一个毫无价值和意义的死去的世界了。因此舒芜先生说“他在‘家业复振’之时毅然出家，这样的安排，真正写出了他的最大的决绝。”这是深有体会的说法。
　　然而，世界死去又能怎样呢？人解脱于爱恨情愁，因无情而自由，又能怎样呢？可见《红楼梦》的最后，终于导向了一个没有意义和价值的世界，导向了寂灭与空无，这是曹雪芹最大的彻底，最大的残酷。而这些，是舒芜先生最后也没有道破的，空余我们这些尘网中人，遍尝爱与痛、甘与苦，在悟与执迷不悟之间，辗转挣扎。